減稅成效被股市持續下跌所淹沒

  盡管減稅幅度較大,但淹沒在利潤下行和股市暴跌的損失中,減稅無法產生其應有效應和作用。

  最近,年內總規模預計達到1.3萬億的減稅降費備受市場關注。上海財經大學院長胡怡建在接受《紅周刊》專訪時表示,減稅是應時而發,不過,因為經濟下行和A股持續下跌導致企業和居民財產損失慘重,已然淹沒了減稅成效。

  市場看不清 政策底和市場底何時融合

  《紅周刊》:被認為是政策底的2638點未能擋住市場的大幅下跌,盡管有管理層集體喊話,市場仍然疲弱,對此您是怎么看的?

  胡怡建:A股10月22日的反彈主要是受政策的影響,特別是管理層集體喊話指出,中國經濟沒有想象的那么糟糕,股市也不應該那么壞,由此推動市場反彈。10月23日的大幅回調,一部分原因是獲利盤回吐,另一部分原因是受周邊市場、國際外圍市場較大幅度調整的影響。

  從市場的反應來看,雖然政策信號比較明確,但中國第三季度經濟增速下行至6.5%,低于預期中的6.7%-6.8%左右,這是壓制市場上升的主要原因。另外,財政矛盾比較突出,1-5月財政收入增速高達12.2%,9月份僅為2%,增速回落明顯,這既有減稅降費的因素,但主要還是因為經濟下行的壓制。

  綜上,經濟還沒有表現出觸底回升的態勢,處于尋底的過程中,可能市場對此做了充分反應。這也說明,市場對政策底和市場底什么時候融合看不清楚。

  減稅的四大支點

  《紅周刊》:國家財政部預計2018年全年減稅降費規模將超過1.3萬億元。那么減稅降費政策中增值稅降低到多少才更契合中國的國情?

  胡怡建:目前,稅收總收入中占比最大的是增值稅,大致占總稅收的40%,一稅獨大。增值稅是3檔稅率,分別為16%和10%和6%。未來增值稅進一步深化改革最為重要的是將“三檔并兩檔”,有可能取消10%這一檔稅率,保持6%和16%兩檔稅率,并進一步降低16%這一檔高邊際稅率,從而實現進一步降低增值稅、降低稅負。

  《紅周刊》:您認為除了增值稅“三檔并兩檔”以及降低16%標準稅率外,其它的稅收是否有降低的可能?

  胡怡建:目前我們有四大降稅改革措施:一是增值稅,前文已經解釋過了。二是個人所得稅,目前個稅起征點從3500元調到了5000元,并將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納入專項扣除,減稅力度較大,尤其是中低工薪收入階層減稅最為明顯。三是進口關稅,我認為中國進口關稅平均稅率盡管在今年已由9.8%降至7.5%,但仍有較大降稅空間,通過主動的進一步降低關稅,來實現我國貿易政策由出口導向型轉向進出口貿易平衡型轉型。同時進一步提高出口退稅率,征多少退多少,實施出口零稅率。四是社保基金,在實行由稅務部門統一征收、提高征管能力的前提下,降低社保費來實施清費減稅。這四點就直接構成了政府的財政稅收減稅的支點。

  《紅周刊》:近日,您怎么看有關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重慶市原市長黃奇帆提出的取消印花稅的事兒?

  胡怡建:黃奇帆講的是單向征收的證券交易印花稅,這方面的稅負和其它國家相比并不高。當然,在證券交易大都虧損的前提下,征收證券交易印花稅也有其不合理性。

  我認為,中國當下出現的資本市場嚴峻問題,并不是由印花稅導致,在一個有獲得感的資本市場繳納證券交易印花稅是微不足道的,而在一個普遍虧損的資本市場即使不高的證券交易印花稅也顯得很沉重。如果我們能夠從根本上扭轉資本市場上市公司無限的資金需求和市場本身有限的資金供給局面,把融資市場轉為投資市場,讓A股市場平穩發展,那么市場就會具備融資功能和財富效應,投資者就會有獲得感,這要遠遠優于取消印花稅。

  目前,資本市場之所以持續下行,既有經濟下行的壓力,也有政策上瘋狂加杠桿后野蠻去杠桿因素,以及中美貿易戰的外部影響,尤其是去杠桿以后,沒有相應的資金跟進以穩定資本市場,從而導致失衡。從國內外市場對比來看,美國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從2009年初的8000多點穩步漲到近27000點,現在回調到25000多點,我國上證指數卻從1800多點起步,期間劇烈波動導演系列股災,至目前僅僅維持在2600點附近。

  如果留意會發現,救市資金在3500點附近全部退出后,今年股市才出現持續下跌,救市資金沒有起到穩市作用,在去杠桿背景下反而助推了資本市場下行。

  減稅成效被淹沒

  《紅周刊》:哪些因素制約了宏觀稅負向下的空間?

  胡怡建:我認為應該正確地看待稅負,大家都認為稅負很高是比較片面的。中國2017年的稅收占GDP的比重不到18%,如果按照世界上通用算法把社會保障加入,稅收占比就到了24%左右,與美國相近,與OECD(經合組織)其它國家對比幾乎是最低的。

  由于我們國家的稅收收入主要是企業的流轉稅為主,增值稅大約占比39%,進口增值稅大致占9%,企業所得稅占22%,個人所得稅占8%,出口退稅占8%-9%,所以是以企業在生產經營過程中繳納的流轉稅為主體稅制結構。流轉稅是按銷售額征稅,而不是按利潤額征稅,稅負高低主要受利潤率影響。比如按銷售額平均征稅5%,100萬的銷售額征收5%銷售稅。如果經濟景氣時利潤率20%,稅收占利潤比大致為25%;如果經濟下行,20%的利潤降低為15%,稅收不變,稅收占利潤比例就從25%提高到33%;如果經濟繼續下行,企業的利潤由20%變成5%,稅收占利潤比例變成了100%。由于當前經濟下行,企業利潤下行幅度較大,按銷售額征收流轉稅占利潤比例大幅提高,即使減稅也難以抵銷利潤下行,從而使企業在降稅時仍感到稅負在上升。

  另外,中國這兩年實施的大幅度減稅是在經濟下行背景下提出,一方面經濟下行企業利潤率下降,同時又遇到了資本市場股價大幅暴跌,無論是企業或居民財產損失慘重,盡管減稅幅度較大,但淹沒在利潤下行和股市暴跌的損失中,減稅無法產生其應有效應和作用。

  《紅周刊》:相較于我國,您怎么評價美國的減稅力度?

  胡怡建:美國的減稅力度并不高。按照2017年10月底公布的數據,每年減稅大約是1500億美元,2017年的稅收不到5萬億美元,減稅幅度在3%左右。中國2017年如果按1.1萬億人民幣清費減稅計算,占當年財政收入17.26萬億的6.3%,減稅幅度遠大于美國。只是由于我們在經濟下行和股市下跌中減稅,減稅效應自然就縮小了。

  《紅周刊》:您覺得中國的減稅政策有什么長期的影響呢?

  胡怡建:我認為中國的減稅從長期來看無論是對經濟轉型、可持續發展都是非常正面而又積極的,更大規模減稅也意味著我們正面臨政策調整,由降杠桿、去庫存宏觀政策轉向為企業清費減稅微觀政策,在經濟穩定,資本市場向好基礎上,通過對企業更大規模減稅,并把清費減稅落實,才能讓企業有實實在在獲得感,才能保障經濟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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