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投“非標”融資變局:資管承壓、信托提門檻

  本報記者 李維 北京報道

  城投融資趨緊

  在地方政府融資強監管的背景下,城投公司的融資形勢趨緊。過去平臺公司重要融資渠道的非標融資大幅下滑,券商、基金子公司資管在淡出,5月末政信信托余額相比去年下降了三成。同期,城投債的發行量增加,但5月凈融資由正轉負,出現邊際趨緊的態勢。地方政府債券發行量則下降34%,這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地方財政的騰挪空間。

  4月初,中央財經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提出,地方政府和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要盡快把杠桿降下來。在此背景下,城投公司的再融資形勢不容樂觀,市場各方也需要做好應對準備。(楊志錦)

  導讀

  不少券商資管和基金子公司已經逐漸從融資類業務中退出,而地方融資平臺亦在這一輪資管退潮中受到波及。雖然信托具有開展平臺類業務的合規優勢,但大部分信托公司已提高準入門檻,這也讓不少平臺融資需求被“攔之門外”。

  多重監管下,地方債的債務融資渠道正在進一步收窄。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了解到,資管新規(《關于規范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落地后,不少券商資管和基金子公司已經逐漸從融資類業務中退出,而地方融資平臺亦在這一輪資管退潮中受到影響。

  另據記者獲悉,不少信托公司也在提高政信類信托業務的門檻,且風險關注點也從此前的“隱形兜底”逐步走向對融資平臺主體信用的審視。

  業內人士認為,以上變化均與管理層對地方舉債違規擔保、隱形兜底等亂象的整頓有關。

  “打破地方債的剛性兌付慣性雖然需要時間,但終究是大趨勢;因為不少發安慰函的地方政府都被點名了,所以現在還敢這樣頂風操作的平臺并不多了。”上海一家信托公司信托經理表示。

  資管淡出

  對于地方融資平臺而言,過去5年間成為其重要融資組成部分的券商資管、基金子公司正在漸漸遠離其融資體系。

  “現在發資管產品來融資很少了,不發(安慰)函的沒人敢做,發了的更不敢做,我們也不敢擔這個風險。”東北地區一家縣級市融資平臺負責人葉青(化名)表示。

  葉青所描述的狀態,的確是當前資管產品從地方平臺融資鏈條中抽身的縮影。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獲悉,多家券商資管已經逐漸在地方融資平臺等業務上做“減法”。

  “主動承擔風險的融資平臺項目業內基本已經不做了,剩下的幾乎都是通道項目。”北京一家券商資管部負責人表示。

  在資管新規的嵌套限制下,資管機構為融資平臺提供通道業務的空間也在收窄。根據要求,不同資管產品間的嵌套行為最多限定在“一層”。

  “以前是銀行投資管,再投信托,但是資管新規要求只能嵌套一層,所以券商在結構中的作用也下降了。”前述券商資管負責人表示,“目前只有集合類產品還有嵌套價值,例如我們發集合資管對接集合信托,再投向政信類項目,但這種項目也很少了。”

  相比于券商而言,基金子公司對地方融資平臺業務的撤退似乎更早。

  “從去年開始就不做這個業務了,因為要滿足凈資本監管要求,而這一類業務不但承受較高的合規風險和信用風險,本身就是有成本的。”北京一家基金子公司負責人表示,“不但增量不做,我們還在對存量的風險項目進行自查排查,并對具有潛在隱患的項目安排風險預案。”

  另據記者獲悉,一些原券商資管人士正在攜帶地方融資平臺“資源”出走回歸信托公司。

  例如今年3月份,上海一家券商資管投資經理張華(化名)就在未拿到年終獎的情況下選擇跳槽至一家信托公司。

  “券商的地方平臺業務越來越難做了。”張華表示,“券商和基金子公司不做融資類項目是行業性的問題,所以去信托公司才能繼續發揮既有的業務資源。”

  事實上,張華此前也曾在信托公司從事政信類信托業務,后于2013年資管行業大發展之際轉行至券商資管部門。

  “那時候大資管剛開始火熱,公司(所在券商)要大力發展類信托業務,也就是政信和房地產類的資管,因為券商也沒有這方面的人,所以團隊都是從銀行和信托公司挖來的。”張華告訴記者,“后來也想過去基金子公司,不過行業政策變化太快了,所以回到信托公司還是比較穩妥的選擇。”

  政信信托余額降三成

  在資管模式遇阻同時,此前一度火熱的融資租賃模式也受到影響。

  其原因在于審計署正在強化對該模式下地方平臺違規舉債問題的監管。4月審計署公布的《2017年第四季度國家重大政策措施落實情況跟蹤審計結果》中,“通過利用政府道路管網等公益性資產開展融資租賃”就成為部分省市縣地區違規舉債的一種方式。

  “目前一方面是融資結構不好安排,合規要求提高了;另一方面融資租賃公司也比較謹慎,不太敢輕易給地方做項目了。”葉青坦言。

  對融資平臺來說,其資管、租賃方面的債務一旦到期,也有尋找新渠道來承接流動性壓力的剛性需求。

  政信類信托被業內視為一種選擇。

  “本身融資平臺就是此前信托的主營業務,因為2012年證監會開放資管投資范圍后這些業務才外流到券商和基金公司的。但在監管壓力下,信托公司可能仍然是做這類業務的主力軍。”張華表示。

  雖然如此,但此類信托的數據也在下降。Wind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5月末政信信托余額為1592.60億,相比上年同期下降近三成。

  張華告訴記者,由于嚴禁政府擔保和打破地方債剛性兌付等要求,信托公司雖然具有開展平臺類業務的合規優勢,但大部分信托公司已提高準入門檻,這也讓不少平臺融資需求被“攔之門外”。

  “現在多數信托公司融資平臺業務的準入門檻都在提高,像我們至少要主體評級AA+才行。”張華坦言。

  除信托外,發行標準化債券或許也是一條替代出路——資管模式停滯的同時,城投債的發行規模卻出現了倍增。據Wind數據顯示,2018年前5月城投債合計發行規模達9660.15億元,同比增長79.57%。

  同時,私募基金亦被視為潛在的融資方式。“也在研究通過私募基金進行融資,目前監管也不是很鼓勵,但仍然有合規的處理方式。”葉青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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